半个世纪的辉煌

建校初期生活情况

咱们学校最早的校址是在白塔寺那边,那是最老的校址,当时我刚来到学校,学校的名字还叫北京戏曲实验学校,以后就改成中国戏曲学校。文革之后学校就升为大专了;直到现在,我有时还习惯把学校叫做大专。里仁街这里的校址,是1955年搬过来的。从此学校的教学活动就都是在里仁街这边进行的,直到2000年才搬到了万泉寺的新校址。 我是1952年底来到学校的,刚开始人学的时候有三个月的示范期,是在1953年初转正的。那时候杨秋玲还是学生,刘秀荣他们这一拨人也在;还有孔祥昌,他那时候还没有毕业,还是学生,我一来就当了老师。 建校之初的时候,大家伙虽然很累,却都忙得热火朝天没有怨言,绝没有人会耽误正事,谁也不发牢骚。最忙的是排戏,有时候天还没有亮就开始了,在早功的时候排戏,大概是在六点半到七点左右。学生六点多就要起床,起这么早为的是不耽误上课。因为一到上课时间,老师、学生就都没有时间和教室排戏了,所以就要早起挤时间。至于当时上课的情况,一天八节课,我们这些老师都给排得严严实实的。从一节到八节,那课都满着,排戏不在课表里,都是抽时间排戏。 那时,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大众剧场,一个礼拜有两场演出,时间是每礼拜的礼拜六、礼拜天或者有时候礼拜六演一天,我来了以后也去参加演出。 记得那会儿我忙得都没有时间回家吃饭。学校里面有食堂,没法回家吃饭时,就去食堂吃饭。既省事又省钱,两毛钱一顿客饭,到发薪水的时候,吃了多少次就扣多少钱。那会儿虽然条件艰苦,但是国家很照顾我们,学生的伙食水平很好,早上起来一人一碗牛奶。除了伙食水平很好以外,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,到了夏天,女同志穿的裙子、男同志的短袖衬衫、鞋子都是公家发的。

音乐班打击乐教学情况

学校最早的业务设置是分两个班,一个京剧班,一个音乐班,我是在音乐班。后来音乐班又改称音乐科。 那时候的教学设施很简陋,上课没有固定教室,今天在这里上课,明天也许就改在那里了,有时候没有地方了甚至到澡堂子上课去。有时候就在院子里上课,院子里面地方也大,老师带着学生围成一圈就开始上课,这边一圈那边一圈就进行教学,直到里仁街这边盖好了房子,我们才有了教室,条件就改善了。 那时也要求节省,现在叫节约了。学生乍一开始学打锣,弄不好锣就敲碎了,也得好几十块钱呢。我们就做一个布套,用木头做个大锣,装在里面给学生敲。等学生慢慢熟练了,好着点了,灵活点了,再让他们用真的。这也是大家在一起想的土办法。好像这个办法现在附中还在实行。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,还进行过一次教学改革。当时我刚来学校任教,可以说是有一股子热J晴,要大干一场。那会儿学校都开学了,我接过课程表一看,上面开设的小锣、铙钹、鼓、大锣这四样都是老师单独教学。单教完了,每个星期可能有一次一起合乐。那个时候学生都十几岁大小,我认为这样并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当时国家提倡"多、快、好、省",我觉得我们在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也要提倡"多、快、好、省"。就是把学生的课都放在一块上,大锣、饶拔、小锣一块上;鼓可以单上,有时候跟着合奏课一起上。这一来,这个技术进步就快多了。当时进行教学改革的是62届的毕业生,就是苏焕学、冯振霄他们那一批人,水平真正做到了"多、快、好、省"。 教学相长,教学改革同样也要求教师水平的提高。就是说不论什么专业你都得能够教给学生,哪一样有毛病你都得能够给学生指出来。我教他们的时候,学生都是小学毕业进的学校,学生年龄小,学习京剧演奏需要很长时间。学生水平不同,放在一起教学,学习进度不同,就会造成课堂混乱。我就想了个办法,把教学内容按阶段不同分开教学,等到大家都学会了,再把后半部分教学放在一起进行,这样进度也加快了,一节课就完成了。试用以后觉得这个办法不错,进度还快,以后就用了这个办法,把教学分阶段进行。现在咱们附中用的还是这个办法。一段教学工作后就要排戏了。大概一个星期两次实习,一般是安排在晚上实习,有时候是两台实习,分两边同时进行。我记得当时实习的学生中有孙岳、冯志孝,那时他们都还没有毕业。每天晚上实习完才起身回家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早去,因为老师还要看着学生练早功。早功完了,第一节课就开始了,这一天时间就是这样过的。一直下来,老师一天八节课都占满了。学校当时的教学状况基本就是这样,一直到"文化大革命"开始,学校就停课了。"文化大革命"完了以后,才又恢复原来的样子。

教学经验

我63岁时退休了。那个时候是俞琳任校长,这个人挺好的,他跟我说,你要是退也成,这个手给你退休证,这个手给你返聘书。于是我就又教了10年,一晃就是73岁了。那个时候洪伟是系主任,我跟洪伟说,我下学期不来了,离80岁只差7年了。有时候我开玩笑说,我是这儿的开国元勋,连校长我都看着他毕业的。后来有时候回学校,传达室的都已经不认识我了,问我找谁,想想也挺有意思的,岁月不饶人啊。 回忆这么多年教学情况,音乐科大多数班我都教过,现在我的学生也都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了,也算是积攒了一些教学经验吧。 学校一搞教材就找我,咱们学校的唢呐曲牌教材,就是后来我跟迟景荣先生两人合作完成的。迟先生是给梅先生吹笛子的,也是咱们这儿退休的老师,他负责唢呐部分,我负责锣鼓。直到现在,这份教材仍然被用于课堂教学。 至于怎么上课,除了我说的那些教学办法,剩下的就是看经验了。看到学生不对的地方随时纠正,哪里有毛病你就说,一点就通了。你不能老是狠说"不对",这样的话哪怕是给他一个礼拜时间,学生还是不明白;老师的作用就是要告诉学生为什么不对,怎样才是对的。 曾经有学校的领导,也是我的学生,有一回还要我回去说说经验。我说讲什么,我就有一个经验,你得耐心。对待小孩就是得耐心,你必须得有一颗为学生着想的心。你不能只是批评学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,说了半天不好并没有用,你得告诉学生怎么办,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有的老师没有这个耐心,而我就死心眼,我非给你弄会了不行。老师一撒手,这个学生倒霉了。今天差一点,明天差一点,等时间长了,有的人水平都已经提高了,有的他还什么都不会呢。这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,不能这几个人都一样。咱们说实话得有这良心,拿学生得当自己的孩子,这就是精神,你要糊弄学生,这是缺德啊。 其实学生也是有分辨能力的,他们明白谁对他们好,怎样是对他们好。"文化大革命"时,有的学生打老师,但是没有一个学生打过我。有人曾经问过我,说我对学生那么严格,有时还对他们大吼大叫,估计"文化大革命"时肯定够呛。错了!一个打我的都没有。因为什么?是因为学生知道我严格是为了他们好。 我在教育领域的这些年,是对得起人民,对得起党。我干这个,按老话说,我没有缺德,现在也是,也是讲道德。要是糊弄人家,给人家孩子耽误了,就缺了大德。如果不从事教学,我可以不管,但要是有学生在我这里学习,我就得负责。学生想不通,恨我也好,反正有一天他会想通的。现在他们都毕业了,经常来看我,问我怎么样了。我今年80了,过了生日就是81,也挺好的。我现在是感激党的好处,感激学校的好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