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情忆往昔

戏校初期的党组织建立与招生

我幼年名小凤，六岁从艺，艺名"六岁红"，曾拜师王芸芳、滕雪楼。童年在烟台市唱得很红。十一岁参加革命后起名赵华，二十岁加人中国共产党。参加了抗日战争及淮海战役。我们的剧团叫前线慰问团，跟着邓小平同志的司令部，哪里打完仗，我们就上哪里演出。在徐州、蚌埠等地都为刘邓大军慰问演出过。淮海战役结束，我回到山东军区。 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闭幕后，周总理一纸调令，把我从山东军区的胜利剧团调到北京，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戏曲研究小组工作。与我同来北京的还有我的琴师于善民同志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，戏曲研究院组织的庆祝游行队伍，就在天安门城楼下。游行结束，恰巧中央首长们从天安门上走下来。周总理认识游行队伍中的田汉、马少波、马彦祥等同志，便微笑着走过来，我们高兴地快步迎上去围住了总理。田汉向总理介绍我说"她就是山东的赵华。"总理对我说："我听说过你，你现在哪里工作？"我将工作情况如实告知。总理摇摇头说："这不合适你，你先去戏校工作，好好学习，先不要急于演戏……"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，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在这之后不久，我和于善民一起调到了中国戏校，在教务处任副主任。中国戏校从1949年开始筹办，于1950年1月28日创办。北京解放后，我党接收四维剧校，改叫戏曲实验学校（学校地址就在北池子草垛胡同，校舍规模也很小），由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兼任校长，支部书记是史若虚，我是组织委员。按规定三名党员才能成立一个支部，因此把杨民德（原是马少波的警卫员，也是党员）调到学校当总务，管学生的伙食。全校一共只有我们这三名党员，当时我们都不拿工资，学校实行的是"包干制"，就是管吃管住，一个月大概给两块钱生活费。四维剧校过来的还有乐队：鼓师阎宝泉、琴师何启佑、大锣张贵来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学校搬迁至赵登禹路后，改名为中国戏曲学校，校党委成立了正式的党支部。从部队调来一名同志负责政治工作，加上史若虚，支部共有五名成员。 学校搬迁之前，我们接到一个任务，就是让戏校带队去参加慰问抗美援朝的演出。由李紫贵带队，他是正队长，我是副队长，参加演出的有朱秉谦、李鸣岩、袁国林等。那时学校刚成立，没有什么底子，我们只带去了几出戏。有我和李鸣岩的《打渔杀家》、袁国林的《黄一刀》（花脸戏）、我和袁国林的《宇宙锋》（带"金殿"）。我们到佳木斯时炮弹就过来了，演出队过了鸭绿江就没有再往前走，战争打得很激烈，我们一个月就回来了。回来不久学校就搬到了赵登禹路，那时没有老师，也没有校长，就聘请王瑶卿先生做校长，学校最早的校长是田汉同志（就是"包干制"的那段时期，他是兼任的校长）。学校搬到赵登禹路后，教务处的正主任是李紫贵，我是副主任。又聘请了"八大教授"，我所记得的有：尚和玉、张德俊、谭小培、贯大元、萧长华等，可能后来还请了雪艳琴。来了"八大教授"，光有"四维"几个学生不行，需要扩招学员，于是学校招了第一个研究生班。第一个来报名的就是钱浩梁，他是尚和玉手把手教出来的武生，功底很深，是一个好武生，还有孙岳、杨秋玲等，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。这个研究生班请的老师是王瑶卿先生推荐的华慧麟（王先生的徒弟），又请了于玉蘅、罗玉萍两位老师。光有"八大教授"和研究生班又不够了，学校招了第一批学生，这些学生中，我现在记得的有：刘长瑜、涂沛、苏移、苏稚、司辛、李光。在考试时，又考上一个研究生，叫田中玉。 我在学校任职时，史若虚为教务长。他知道我幼年从艺，在山东唱得很红，就经常鼓励我抓紧机会学习，并安排我和谢锐青、刘秀荣等学生向王瑶卿先生学戏。因我曾拜王芸芳为师，而他也是王瑶卿先生的弟子，所以每逢我去，王先生总是开玩笑说"你是我的小徒孙啊！"我先后向王先生学习了《桑园会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探寒窑》等剧目，有幸得到真传并目睹大师壮年的艺术风采。我那时已有较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，再经大师点拨，使我在艺术上又前进了一步。1951年底，中国京剧院需要旦角演员，那时叫中国京剧团。经史若虚推荐，我调离了学校，到京剧院工作。

关于建校初期的回忆

20世纪50年代创办的戏校已经明确要废除"包身制"和打骂体罚。我记得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是"普遍培养，因材施教"，这是新型戏校一个破旧立新的革命。因为在旧社会，许多名演员都有典身学艺的悲苦经历。解放后才解除这种包身制度和废除体罚，有的还当众烧焚卖身契。我就是6岁从艺，8岁时被典卖给烟台的小宝云学艺，期限12年，生死勿论。有幸的是我11岁便投入到革命队伍中，走上了人生的新路，"江新熔"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。回想起童年的艰辛和师兄妹们的悲惨遭遇，看到戏校改革的新政策、新气象，不禁感慨万分。 当时许多请来的教师也都有相同的经历，今昔对比，就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了。因为大部分教师是科班出身，都有较丰富的舞台经验，所以也吸收了科班教育中好的地方，比如基础训练，重视文武兼备，重视舞台实践等等。建校初期百事待兴，在党的关怀下逐步创立和发展起来。

我的琴师于善民

建校初期，我带了我的琴师于善民一起调到戏校工作。原来在山东时他就为我操琴，我们长期合作，于善民在艺术上对我的帮助很大，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，他的艺术天分极高，为人善良。 1943年胶东文协成立，我是胜利剧团的演员，曾在《闯王进京》、《花木兰》中饰演红娘子和花木兰，深受官兵的喜爱。日本投降后，又传来要和国民党交战的消息。有一次前线送来一个双目失明的人，他就是于善民。我后来才得知，这次国民党战败后，溃不成军，我军战士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他，他竟没有走。他问战士："你们有没有剧团？我会拉胡琴。"他说自己身世很苦，在军队里管电台（发电报）。这个富有传奇性的苦人儿，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胜利剧团。他的琴拉得好，人也极随和。这样，于善民便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，成为了我的琴师。当时团里给他配二胡的是于会咏，他又教于善民如何配器，使于善民在音乐创作和运用上更加得心应手。于善民虽然双目失明，但是人非常聪慧有心，戏校创办音乐系他功不可没，长期以来以自己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艺德，受到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尊重和敬佩。我调离学校时，原本也想带他一起去中国京剧院，但史若虚不放他走，他劝我舍一个琴师，为学校留一个人才，这样于善民留在学校继续办学。现在想起来，史若虚同志的考虑是长远而明智的，名师出高徒，现在学校音乐系的中坚力量，如曹宝荣、关雅浓等，都师出于善民。从20世纪50年代创办音乐系到后来培养的几代音乐人才，于善民的后半生都留在了中国戏校。

关于排演《白兔记》情况

我到戏校工作，知道史校长是个程派迷，常常自吟自唱，对程派艺术也有些研究。我那时也常听程砚秋先生的唱片，就时常请教史若虚一些问题。当时我是教务处副主任，但我并不善于管理学生，独对艺术颇有灵气。因为之前我一直活跃在舞台上，心里还是很向往当个演员去演戏。 学校在搬至赵登禹路之前，四维戏校留下来完整的戏就是《白蛇传》了，因此田汉曾说，学校老演《白蛇传》、《拾玉镯》不成。1950年，戏曲改进局局长杨绍萱同志根据历史上五代时刘知远的故事，又参考了评剧《李三娘担水》，写出了《新白兔记》。本子送到学校，领导传看交流后都反映不错，学校决定排演这出戏。由李紫贵导演，我演李三娘，汪荣汉演我的哥哥，张春孝演咬脐郎，李鸣岩演彩旦，老生是朱秉谦，小花脸是刘长生……这是一出大戏，但建校初期人力不足，因此是师生合演。史若虚亲自设计唱腔并颇有新意，尤其是"磨房产子"和"井台相会"两折的唱段尤其精彩，学校师生竞相传唱。后来由宝文堂书店出版了《新白兔记》的剧本，配有我演李三娘挑水的剧照，老编辑刘乃崇在《北京晚报》上也刊登了该 剧的剧照。这个戏在当时非常轰动，是中国戏校成立后排演的第一出新戏，师生们在大众剧场演出了一百多场，给20世纪50年代初的戏曲教育界留下一段佳话。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。有一天程砚秋先生也来看这出戏，也是他第一次看我的演出，散戏后，他到后台来看我们，并对演出十分赞扬，给与我们极大的鼓励。第二天程先生又专程来到草垛胡同，对我和史若虚说"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戏，唱腔编得真好啊。"史校长告诉程先生说："新熔也喜欢您的戏，《白兔记》的唱腔是我根据她的特点，照程派腔编的。"程先生亲切地对我说："你唱得很好，有机会我一定教你。"这次见面后，我萌生了要做程门弟子的心愿。 后来我调到中国京剧院，时常有机会可以看程先生排练、演出。他的乐队也给我伴奏，他的琴师们还教会了我几出程派戏。1955年经周总理介绍，我正式拜程砚秋先生为师，并在程先生精心指导下，以一出《三击掌》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会，荣获了演唱一等奖的金质奖章。 我之所以对《新白兔记》记忆犹新，是因为这是我们师生合演的大戏。我因出演李三娘而受到北京戏曲界专家与程先生的关注，让北京的观众认识并熟悉了我这个由山东来的年轻演员。上世纪50年代的《新白兔记》，充分显示了心戏校师生门团结向上的创作热情，与整齐，规范，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表现力。 学院现在为老校长塑了铜像（史若虚，王瑶卿，天寒，萧长华）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这些前辈为中国戏曲学院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功德无量！中国戏曲学院桃李满天下，就是他们的功劳，尊重他们也是尊重历史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