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用终生的财富

在艰苦的条件下练功学戏

今年是中国戏曲学院五十五周年的庆典，能够参加纪念活动我非常高兴。我是1958年的老毕业生了，毕业以后在中国京剧院四团当演员，后来又调到二团。1971年回校教学，1982年再次调回剧团演戏，直到退休。我对学校的感情非常深，尤其是回忆起我们小的时候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我们亲身经历了学校的初创时期。那时的条件很艰苦，虽然比解放前旧科班的条件好多了，可是跟今天比较起来那还是很艰苦的。比如建校初期的教学环境、教学条件很差，但学生练功的劲头却很足。像武生、武旦、花脸练功，现在都是在地板上，上面还铺了地毯，我们那个时候的老校舍，就是在赵登禹路的一个四合院里，专门搭的一个大席棚子。北京冬天很冷，刮西北风，所以席棚每个犄角都生大铁炉子，烧煤的，走个"串虎跳"过来，手都冻红了，脚也脏极了。可每个学生在这种环境下，照样练功，而且非常用功、非常刻苦。 我们练翻跟头的时候，就把土地刨松软了，毯子叠成三叠，长的、短的都在那儿，翻一会儿跟头毯子里就全是沙子了。练下高的时候，我们要从两三张高桌上翻下来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也在地上挖一个坑，埋些松软的沙子缓冲一下。条件跟现在相比虽然艰苦，但保险程度并不比现在的海绵垫子差。 现在大学里学文戏，一个组一个教室。可我们那时候学戏都是在文化课教室里，下了课把桌子一抬，一排一排地堆到一边，椅子一把一把堆好了，留出空档来学戏。基本功老师都是非常认真的。耿明义老师带我们练腿功，那时一个班人很多，课量很大，所以老师是很辛苦的。课间休息，耿明义老师还用旋子带抄我们走"旋子"，老师说走多少就走多少。每天我和李可两个人每人走五十二个旋子，一共一百零四个。

戏校的生活与演出

学校在赵登禹路的时候，房子不够住，所以就到西城区报子胡同租了一套房子，我们这个年级的男生都到那儿住去了。早上，我们集体排着队，顶着星星出来，到了学校就开始练早功。早饭后开始上课，先是文化课，然后是基本功课和毯子功课。学戏课有时在上午，有时也在下午。午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，但我们通常都不休息，一人一把笤帚，扫院子，所以当时学校虽然没有清洁工，但是环境卫生一直都保持得很好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每个学生都表现得很积极，因为我们内心对学校是充满感情的。晚饭后，有时是排戏，有时是把子课，这是延续了过去科班的习惯。大概到了晚上八九点钟，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课，再顶着星星排队回报子胡同的宿舍。出来是星星月亮，回去还是星星月亮。基本上一天的活动就是这样。 那时学校管理很严格，一个星期只有周日放假一天，其余时间是不准学生外出的。晚上演出回来以后，三分钱一个芝麻烧饼，两分钱一个焦圈，一人发两套，作为给我们的夜宵，是特殊的奖励了。学校礼拜天基本上是到鲜鱼口的大众剧场实习演出。武戏一般在前面，演完了以后会饿，所以演出之前自己先从食堂里揣个馒头，演完后自己再掏几分钱到大众剧场对面买一包花生米，花生米就馒头吃，这就算演完戏以后自己给自己的奖励。

继承老师的教学风范

解放前的一些老演员都是非常好的，可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不一样，老师教会了学生，学生出名了，老师就没饭吃，没地方要了，所以老师在教戏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政治环境不一样了，领导们对老教师都非常尊重、非常重视，老一代的艺术家们真是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看家本领都教给学生，那种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，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。茹富兰老师那时候才四十多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所以教学的时候非常认真，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都亲自给学生做示范，教学质量是很高的。他们这一代人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京剧艺术，而且培养了下一代。我们学校一批一批出来的学生，各个行当都是人才济济。 我们学校的教学是特别讲究规范的，学生的基础要扎得很深很深。茹先生教我们《夜奔》教了一年（我跟他学的第一出戏就是《夜奔》），他就是从打基础开始的，不是一上来就教戏。茹先生先教我们念大字："数尽更筹……"，把字先念好再上韵，唱也是这样。小时候，李可、王代成、我、郭自勤，我们四个人坐在桌子后面，每个人都得把手伸出来，茹先生亲自打着板，满宫满调地给我们教唱："俺指望封侯万里班超……"他教唱、念都那么严格，做示范也是亲自做出来，表演出来。比如做五个扫腿接飞脚这组动作，在做第四个扫腿的时候就得拉着腿，减慢速度，当时我们总是不理解，就打不起飞脚来。茹先生就亲自在教室里给我们一个一个走扫腿，走到第四个，让学生看看怎么拉着腿，拉完了，垫步飞脚。茹先生近视眼两千多度，讲眼神时怕我们看不见他的眼睛，就把眼镜摘下来，让我们走近看他的眼睛。茹先生一处一处仔细地教我们，眼神也好，动作也好，都掰开了揉碎了细细地讲。他说："给你们打基础就是要方，这个方就是指规范，不是为方而方，将来你们当演员以后，把这四个犄角一削，就像圆球一样，滚得很快，方的东西是滚不快的，虽然如此，也要先方后圆。就像盖高楼打地基一样，地基打得越厚实，楼房才能盖得越高、越稳。" 面对老师这种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作为学生，我只有一个责任往下传，毫无保留地传下去。我总觉得应该承上启下，把所有的舞台经验和做人的道理以及从老艺术家身上学来的好传统，没有任何保留地教给学生，帮助学生提高，也为京剧艺术的传承作出点贡献。 我在台湾复兴学校教了半年学，除了低年级以外，他们剧团的青年演员业余时间也跟我学，教的就是茹富兰先生教我的《夜奔》。我就把茹先生教给我的东西介绍给他们，教给他们。"鱼书不至雁无凭，几番空作悲秋赋。回首西山日又斜，天涯孤客真难度。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……"我一一给他们做示范，把茹先生的韵味都给他们表现出来。他们看过后很兴奋，说从来没见过，也没学过。经我这么一示范，他们才知·道这出戏的韵味原来是那样的浓厚。通过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教学，更让我感觉到从老师身上学来的可贵精神是我受用终生的财富。

全面发展、因材施教

我们学校在教学上贯彻的方针就是全面发展，也就是普遍培养，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主演，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认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。演主演的要非常出色，演配演的精力也要非常集中，甚至跑龙套的也要出彩。俗话说"水涨船高"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老师就要求我们，在舞台上任何时候都要"一棵菜"，大家凝聚在一个戏里头。不是说我是主演，我就不能来这个配角；我是名家了，我就不能在前面垫戏。在这方面老艺术家们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。我们这代人，一直是延续着这种精神。我们1958年毕业以后，一直到后来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演员，在剧团，无论分配到什么角色，不管是龙套、上下手，还是老百姓，都很认真地演出，而且要把每一个角色演好。这都是学校普遍培养、老师严格要求的结果。 我们学校的教学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，还贯彻因材施教的方针。我记得当时茹先生身体不好，不能长时间教戏，所以他会因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而安排时间。在普遍培养的基础上，要有侧重地对个别学生进行提高，这在我后来的教学实践中是深有体会的。比如说一节课四十五分钟，如果平均分配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，这样的时间安排不合理，也解决不了大问题，更难以突出重点。所以在打基础的阶段一定要全面发展，让学生整体上达到一定的水平，在此基础上就要因人而异、因材施教了，要有重点地进行培养。

我的心愿

我觉得我们学校五十五年来走过的道路是辉煌的。学校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把精力搁在教学上，老师认真教，学生好好学，全面培养学生，认真学习，克服困难，这样才能出人、出戏。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精神，是我们学校的两件传家宝。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，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。我记得1958年毕业的时候，在学校的排演场，我们班同学自己填词，全班唱毕业歌，大家都流泪了，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也都流泪了。八年来，老师对我们的这种感情可想而知了，我们依依不舍。现在回过头想想，那八年，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影响，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。 上次我参加了学院30周年的校庆活动，现在又是25年过去了。当初我演《杀四门》时，由张关正扮演盖苏文。高盛麟老师、孙岳等也都参加了校庆活动。现在高老师过世了，孙岳也走了，裘盛戎先生的少公子裘明也没了，所以回忆起来心情很复杂。人的身体情况日日在变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参加学院60年的大庆。我更希望我们学校一步一步走得更好，更上一层楼，更加辉煌。到60年校庆的时候，人才更多、更广，把京剧事业更好地传承、发扬下去。这是我的心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