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延安精神”的传承者

我在校学习的情况

中国戏曲学院成立五十五周年了，在这几十年中，它有一种精神一直感染着我。 我是1949年五六月份进的学校，当时学校刚刚接管了四维剧校，还没有正式招生。1950年，学校迁到赵登禹路甲28号以后，正式招收的第一班学生，就是杨秋玲那一班。招生的时候是暑假，也就是1950年七八月份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去了一年了，所以我就成了领考，给来考试的学生起调「〕，唱《东方红》，有的学生找不到调门，嗓子高度不够。我还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动作，如云手，让他们模仿，聪明的还能做得上来。这个班9月份考进78个人，自动退学了几个。后来就把接管四维剧校以后，插班进来的这几个学生，有我、我妹妹苏稚、堂弟苏程，之后徐若英、金桐、赵振邦也相继人学，就把我们几个人安排到这个班里，接受正规教育。我们特别高兴。就这样第一班建立起来了。这个班的教育比过去的正规。那会儿我们有文化课，应当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在"三改"政策的指导下，为我们安排了许多新的课程。当时提出来"改人"，就是让戏曲演员对艺术要有正确的认识，对于旧的习俗要进行批评，所以文化课对我们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那会儿咱们的老校长史若虚亲自给我们上课，讲文艺是什么，戏剧是什么，它应当摆在什么位置，演出的意义是什么……给我们讲这些简单的道理。当时安排的课程有历史、地理、简单的数学、语文，后来还有一些选修课，如外国戏剧，好像还有文艺理论、文艺常识、戏剧史等，文化课比重大概占到所有课时的四分之一。我们那个时候是周贻白先生讲的《戏剧史》，还请来老舍先生给我们做讲座。文化课教师多是从外面聘请的，很有学问，教学很规范。田汉先生也偶尔来给我们讲讲课、说说戏，传达一些新政策和新精神。 当时学校的管理跟部队相似。我们吃饭就在大厅里，一个小组围一圈吃，没有桌子就蹲着。主食主要是小米、高粱米，大部分时候吃的是高粱米跟小米的混合饭。一个礼拜有两三次改善伙食，吃细粮：馒头、包子、饺子，搞点炖肉或者炒肉片。学校还发给我们衣裳。我记得冬天天气很冷，棉衣没有做好，就发给我们一人一个丝棉的背心，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接管下来的，很暖和。早上起来我们需要出操，完了以后才练武功，整理内务，把自己铺盖叠好。虽然是大通铺，但一个一个弄得非常整齐，跟部队管理一样，屋里干干净净。要说条件跟现在比起来，那是没法比，但是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。我特别记得有三首歌是我们基本上天天唱的，一个是《东方红》，一个是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还有一个就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就是这三首歌，我觉得唱得大家有信心，唱得大家有奋进的精神，唱得大家很团结，那个时候气氛好极了。 在学校的时候，大学生对小学生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。我们那个时候岁数相差比较多，有十六七岁的，有十一二岁的，好像个别有十七八岁的。我那时好像只有十二三岁。大同学特别爱护小同学。那会儿我们夜里睡觉，有的小同学踹被子，大同学还起来给他们盖好。这种管理也是当时共产党部队的做法，小同学对大同学也非常尊重。所以那一段的生活，我现在回忆起来，仍然感觉很温暖。 那时候学生要是太调皮，犯了错误，老师就讲道理，最多也只是批评两句，很少再像从前科班那样打骂学生。老师对学生讲，现在的生活、学习环境如何的来之不易，过去艺人们如何的不受重视，如何艰苦、挨打受骂、受欺凌。当时讲这些道理还是很起作用的，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，虽然没有在"四维"呆过，但是对科班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的。所以经过老师的教育，学生就服服帖帖地好好学习、好好练功，比打骂还要管用。 不难看出，当时北京解放以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中国戏曲学校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。条件虽然简陋，但是人的上进心、求知欲都很强烈，而且大家很团结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十大教授

当时学校的教师除了"四维"过来的一些老教师和社会上请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师以外，也请了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。如当时很有名的十大教授①：王瑶卿先生、萧长华先生、谭小培先生、马德成先生、鲍吉祥先生、金仲仁先生、刘喜奎先生、王凤卿先生、张德俊先生等。这些前辈，有些是清末民初的名家，但是在解放前，戏曲界有句行话叫"不养老不养小"。"不养老"就是演员老了以后，失去了工作的能力，唱不动、演不动了，甭管原来是多大的角儿，就没有人管了；"不养小"就是小孩在科班里学戏还没有能力演出挣钱，只有靠自己在师傅那演戏混口饭吃。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，虽然在旧时代为京剧事业贡献了很大的力量，但是老了以后，有些老人就在家里靠子女养活，有些就靠卖一点东西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共产党来了以后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他们对文艺、对老艺术家是非常爱护和尊重的。所以这些老艺术家、老艺人心情非常好，不用请都来了，不讲待遇，而且全身心地来教我们艺术。 我们当时每人每月有几斤小米的待遇，这些老教授也同样如此，待遇是很低的。但他们精神很好，心情也很好，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再加上领导对他们的重视和尊重，这让他们更加全身心地投人到教学当中，无条件地奉献。对岁数大一点的老教授，我们就派车去接，但萧长华先生说："不用了，我自己走"。老先生七十多岁了，都是自己走着来学校。 过去虽然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好，比较简陋，但是今天再回过头去看，那时的学习氛围，学习条件是得天独厚的。学校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批戏曲艺术家，而这些艺术家对戏曲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和认认真真的教学态度，让我们这些学生受益匪浅。

我留校任教后的学院建设情况

我1958年毕业，当时咱们学校的一部分教师和管理人员与东四八条的戏曲研究院（当时梅兰芳任院长）合并了，其实就是一个院址两块牌子：中国戏曲研究院、中国戏曲学院。我1958年毕业以后，就到了东四八条的中国戏曲学院，后来在戏曲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了一段时间。学习结束以后，我重新回到了中国戏曲学校，在当时的实验剧团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也改过剧本，也排过一两个戏。后来，学校为了加强文化理论工作的需要，就把我调到中国戏曲学校研究室。讲理论课，整理过去的资料。学校很重视继承，所以有些老剧本就必须经过改编、修改，对那些不好的、草率的、简单的、粗糙的进行加工，从文化、内容上、戏剧性上做一些调整，我当时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。 这个时候，学校已经由赵登禹路搬到了里仁街的新校舍了，我记得是1954年搬过去的，是国家拨款新建的。从草垛胡同到赵登禹路再到里仁街，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，学校的老师和员工们心气儿也越来越高，所以学校各方面的发展也越来越快。 学校最初只有表演专业和戏曲音乐两个专业，另外还有一个舞美班。表演方面除京剧以外，就是评剧，还有河北梆子。1978年，中国戏曲学校升格为中国戏曲学院，这个时候应当说有表演系、戏文系、导演系、音乐系、舞美系五个系。作为一个大学，应该有健全的体制和编制，仅有表演专业是不够的。既然叫中国戏曲学院，就应该有各种与戏曲相关的专业，才能称得上学院。后来学院还建立了一个培养师资的专业系，叫作戏曲教育系。我觉得这六个系，都是办戏曲大学不可缺少的。听说现在教育系改制为传媒分院了，我也非常赞成。这个时代，高科技的发展，电视、网络的出现，把世界缩小了，把地球都缩小了。现在的传媒很厉害，戏曲不可等闲视之，更不能仇视它、敌视它、排挤它。每个人在家里都能够看到电视，有的时候好的演出在电视里就看了，既不花那么多钱也不必跑路，这是很方便的。当然电视屏幕上的演出和剧场效果是不同的，这就要辩证地看。戏曲要走向世界市场，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传媒手段，这是非常现代的眼光，这个叫与时俱进。当然不是说用屏幕来代替舞台，现在的传媒手段这么丰富，我们应该合理利用它为戏曲服务。而不应该过于保守，停留在"京剧是煤油灯时代的产物"的保守观念上，戏曲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。 所以，我觉得戏曲学院现在人气这么旺，如此发展下去，要求年轻人应该更加奋进、更加团结，我相信戏曲学院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。

教师队伍的建设情况

当初，因为这个学校是以实践为主的，要承办这样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，一个是要解决思想问题，就是头脑；一个是要解决具体的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。当时在思想问题方面，大家意见不一，有的认为我们是以表演为主体的，有扎实的根基和经验丰富的教师就可以了，其他不应放在主要位置上；有的认为作为大学，应该各个系都伺等重要，特别是新建的系，要把戏文系、导演系、舞美系摆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。关于这个问题，要有正确的认识。不管方法是否一致，至少大家的目的是相同的，就是一心想把学院建好，想推动戏曲事业的发展。 其实剧团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就像一个著名的、规模庞大的餐厅一样，大餐厅要能做出可口的、高水平的、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，得有厨师，而且是高水平的、讲科学的、讲营养学的厨师。所以，要想建立一个学术性很强、位置也很重要的专业系，没有一支有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。学校当时把我们这些有一定专业知识的、特别是思想上对于学院建立健全专业设置的工作比较重视的、肯为此付出努力的人全都聚集了起来，做一些实际的工作。 我当时在戏文系任系主任。我请来一批教师，有翁偶虹先生、范钧宏先生、吴祖光先生，他们都是当时搞文学创作的名家，过去还有林汉标在这里讲过课，这些老师调不进来，但是这些课程要没有这些老师来讲授，教学就很难保证质量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叫孙月霞的学生（现在在山东），她的毕业论文（剧本创作）做的很不错，一炮打响，和当时这些老师对她的启发和帮助都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些系的建立，要说有困难就是思想上的障碍，再一个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，把这两个抓好了，就应当没有问题了。 后来我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表演系系主任。那时候，我就很注重两个问题：一个是教材，教学剧目；一个是教师队伍。其实，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。我在表演系的时候，老一辈的教师都离、退休了，甚至有的已经故去，留下一些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，当然也留了一些有教学经验的老师，但是师资力量仍然缺乏。我们就提出来，要把离退休的、有教学能力的、教学水平高的老教师请回来继续教课，另外把社会上那些有多年舞台经验的名家名师请过来指导学生。基于这样一些想法，我当时提出，表演系的教师队伍应该建成三个三分之一：我们自己的中青年主力教师占一个三分之一；离退休的老教师占三分之一；社会名家请进来占三分之一。因为当时有学生提出，这个戏想跟王金璐老师学，那个戏想请刘长瑜老师教。我觉得这是符合我们教学需要的，所以当时定了以后，我就向院里汇报，当时院领导挺支持。我跟王佩孚两个人，他负责着整个的教学统筹，我请人。专家名单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。事实证明，当时的教学还是很见成效的。 那时，我们学校有一套传统的教材，都是经过修订的，有故事梗概，艰难、晦涩一点的故事典故，都有简单的提示，老师可以参照这个或者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对教材进行修改。改不过去的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但是要尊重老师。教学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。提高的措施无非是找到好老师，找到好剧目，让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艺术才能充分发挥出来。 最近学院新出了一套系列教材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过去是没有的，都是自己讲一课就列一课的提纲，没有现成的教材。作为一所大学，教师、教材绝对不可缺少，这两样要是跟得上，学校就能建好。 教师队伍当然还包括文化课教师，包括文学理论等方面的教师。哲学、戏曲史、艺术美学……如果是艺术专业的（包括表演专业的）学生不学一点，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就可能是肤浅的。举个例子，那天看到一篇论文上说，"唱就是念，念就是唱"。我告诉他，"你说错了，要从哲学来讲唱就是唱，念就是念"。我说咱们也有一句话，"唱要像念，念要像唱"，高盛麟老师就是这样说的。可你要说"唱就是念"，这是说不通的。学生不论是学什么专业的，都应该有基本的理论功底，应该多学一些理论知识。我觉得中国戏曲学院的建设，除去学科、教师、教材这些方面的建设以外，文化和理论修养的提高，也是很重要的。 转眼间，中国戏曲学院走过五十五年了。从我在校学习一直到我毕业留校工作这么多年，我总觉得咱们学校有一种精神，从中国戏曲学校到中国戏曲学院都有的这么一种精神-"延安精神"。就是那种为中国戏曲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共同奋斗的团结精神、奉献精神。这是学校建立的根基，是传承了五十五年的优良传统。我相信这种精神会继续传下去，中国戏曲学院会越办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