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教戏曲音乐五十年的历程

学校名称和建制的几度更改

戏曲学院成立五十五周年了，我是在1953年正式参加学院（校）的教学工作（但实际上在1953年以前，在1951年的时候我已经来到咱们学院了），那时还叫中国戏曲学校。1951到1953年之间我主要是在学校担任吊嗓子的工作。 关于中国戏曲学院名称的来源，据我回忆，在1951年的时候，叫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，隶属于戏曲改进局的。后来又改名叫北京戏曲实验学校，当时的校徽我还保存着。后来又改为中国戏曲学校，到1978年升格成大学，才改为中国戏曲学院。 建校初期，关于音乐科（音乐系前身）的专业划分曾经有过不少种做法。像52班是人校两年半之后再划分专业。他们是五年学制，前两年半学习文乐、武乐。好处是学习的东西全面一点，缺点就是本门的专业知识不够，两年多学习本专业毕竟有所欠缺。54班也是五年制，鉴于52班分专业前学习综合东西过多，故改为两年之后再划分专业，前两年学习文武乐，后三年学专业。到了1956年，就是曹宝荣、洪伟他们班，这个年级是六年制，入学一年半后划分专业，定下来学生是主攻京胡、板鼓，还是月琴、三弦等等。1959班，也就是杨柳青他们班，是六年制，人学一年后划分专业。后面的60班，就是张素英、李朝贵那个班，也是一年后划分专业。那时我是年级主任，还是他们的专业老师。到了63班仍然是六年制。"文革"后期，"四人帮"成立了一个"五七艺大"，把我校并在里面，在朱辛庄，我也去了，招了72, 73几个班。72班招生以后，第一学期不让学习京剧器乐，专门学习钢琴，结果这个班没有打好基础。后来把72班合并到73班，因为72班只招了十名学生，五个是京胡专业，五个是二胡专业，没有学其他乐器的，所以就全部归到了73班。73班有现在在中国京剧院专门给李海燕拉琴的胡启明，还有张福启。打倒"四人帮"以后，又恢复了"中国戏曲学校"的名称，招收了74班。74班就是我的徒弟赵建华（于魁智琴师）所在的班。这几个班都是人学后直接学习专业，没有学习文武乐。到1976年"文革"结束，教学步人正轨，感觉以前学的东西不够用，又开始先学习一年文武乐，再划分专业。88班改为大专，只有这个班是三年制。到1992年王彩云、李卫纲、沈鹏飞那个班，大专学制改成两年。到1998年，教育系京胡专业改为本科四年，音乐系也改成了本科制。可见，在专业划分、学制安排上，这些年一直在改革，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成绩。 我在1984年担任音乐系主任的职务，当时还是大专部和中专部合在一起的。当时我是系正主任，曹宝荣和王诚是副主任，我让他们分工合作，曹宝荣抓中专部，王诚抓大专部的工作。当时的大专班全名叫干部专修科师资班，音乐系有两位学生，一个叫魏寅初，一个叫林学民。我既是系主任，又是主教老师。 关于音乐系的学制，我再总结一下，包括前身的音乐科（中专），中专原来进行过五年学制教育，实行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后来改为六年制，直到现在还在施行。中专还有个两年制师资班，学生如倪仪斌、蒋莘等。大专成立过一个三年制的班，只实行了一年，姚利、王少军、张顺翔都是这个班的。大专两年制实行的时间比较长，从1992年直到1998年都是两年制。还有个大专两年制师资班（也就是干部专修班），是在我当系主任时招收的，培养的学生有很多现在在本校附中和大学里任教。大本四年制的，从1998年开始招生直到现在。过去我不仅教咱们音乐系的本科生，还教教育系的，现在在音乐系任教的宋婷婷就是教育系本科毕业的学生。

学校初创情况

建校初期，现在的音乐系原叫音乐股，后来改为音乐科。在我1951年加人咱们学校给学生吊嗓子的时候，音乐专业还没有正式招生，就是师傅带徒弟，我给京剧科的学生吊嗓子，音乐科的学生随我一起吊嗓子。正式招生是在1954年、1956年。1954年在北京招的生，1956年在北京、上海两地招生。我从1956年一直到现在，参加了历届的招生工作。在招生过程中，主要由我来定试题、定标准、定分数，而且我来担任主考，直到退休后仍然参加招生工作。正是由于招生工作的严格筛选，我院才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学生。 学生的好坏从招生选才中体现出来，我在五十年代就总结了几点经验，就是"选才"、"定才"、"育才"、"成才"。"选才"是要严格招生；"定才"就是看学生适合学习哪门专业；然后"育才"就是老师要认真教学；最后"成才"就要靠学生自己奋斗了。这是我跟音乐系的同志们共同制定的一套教学措施。 科学的教学方法、严谨的教学态度，是我们音乐系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京剧音乐伴奏人才的原因。这是我们学院的光荣、音乐系的光荣，也是音乐系的同仁付出很多努力换来的。

建校初期的成就

1950到1966年间，这个时期，我校成立了一个"专业教学研究室"，整理出很多剧目教材。我们现在使用的剧目教材，都是那个时期开始整理的，这些剧目教材主要是供演员来用的。我在音乐科教学，还整理出器乐伴奏曲谱，就是在演员用的教材上增加伴奏谱。 我自己专门为音乐系学生学习伴奏所作的"京胡剧目伴奏教材"是以后的事情。当时有"京胡教材"，就是过门和曲牌，这是我和于善民合作整理的。"打击乐教材"就是锣鼓经，此外还有"笛子教材"、"月琴教材"一共四种。其中不包括剧目教材，剧目教材包括唱腔谱、伴奏谱、过门，以及锣鼓的"入""转""收"。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整理出一百多个"京胡剧目伴奏教材"（这个教材不包括前面说的四种教材），至今还在继续整理。原"专业教学研究室"整理出来的教材非常宝贵，过去没有教材只有"总讲"（"总讲"指每个行当每个角色的内容都在剧目里，唱、念全有）。剧目教材是咱们学院特有的东西。现在，我所做的"京胡剧目伴奏教材"，部分已经在音乐系普遍应用。 当时我在学院（校）的时候，还有很多重大的演出活动和交流学习。1962年我代表咱们学校去上海昆剧团学了一出现代戏，叫《琼花》。我和阎宝泉两个人代表音乐系，同去的演员有金桐、马名群、杨淑琴，五个人学完后回到北京，用了一个星期经过教学排练就开始演出。是我所教的全班同学给伴奏的，我本人给排练的。1965年我代表学校到天津戏校学习了《黛诺》，回北京也上演了。当时是李维康演的黛诺，我的学生张素英是京胡伴奏，整个戏是我来排练的。这两出戏都是表演系58班演的，当时演出效果非常好，不但轰动了咱们学校，也轰动了北京。 那几年有很多对外交流，我们曾经受学院（校）的委派，去过天津戏校和北京戏校，主要是学习人家好的教学方法。当时天津有两个名教员，一位打鼓的名鼓师杭子和，是给余叔岩和杨宝森打鼓伴奏的鼓佬，还有一位周子厚老先生，也是名鼓师。

在中南海演出的趣闻

1966年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任务。就是当时我和赵荣欣、刘宗生两位老师带领几个学生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清唱，学生中就有李维康和耿其昌等。当时除了毛主席，还有周总理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几位领导，有时还有陈毅陈老总。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吃的东西不够，每次到了之后，陈老总特别关心学生，唱了差不多一半时，他就跟服务员说，给学生拿点吃的来，像花卷、豆包什么的，他知道学生们平时吃不饱。那时领导们跳舞，是两个乐队给伴奏，其中有一个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。毛主席下场跳舞，跳到他回到原座位处，乐队就停止伴奏，我们在这时给主席清唱。那个时期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基本是一礼拜去一回。我记得我带着陈文珍、程珍仙两个学生，刘宗生老师打鼓，我拉京胡。 当时到中南海去了大概有七八回，时间比较有规律。毛主席最喜欢听《逍遥津》，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，反正主席喜欢，就要演出。能给主席清唱，大家都感到特别幸福。好多学生都说，吴老师你为什么只带女生去，能不能也带我们男生去。我说这个我没权力决定，都归中南海保卫处管。 记得有个叫邵淑燕的学生，唱《断桥》中的一段唱腔，结果一紧张就忘词了。她忘词我不能拉，我急忙带过去，当时卡了一点。我偷眼看毛主席，主席指着她，旁边有些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人问怎么回事，主席说她唱错了。我们每次去全写上戏词，唱什么戏、什么唱段、什么词，所以主席知道。有一回，戏单上写的是"二簧正板"，主席问保卫什么是"正板"，保卫又来问我们，我解释说"正板"就是"慢板"，毛主席听了点点头。 那时我们去中南海，有幸看到领袖们跳舞。先是朱德跳，接着是周总理跳，跳得最好的就是周总理，他跳完之后就是刘少奇跳。等到十点钟，整个大厅的灯全亮了，毛主席在出人口一站，我们看着简直激动得掉下眼泪。他那时六十多岁了，仍然精神矍铄。大厅灯很亮，照得主席越发魁梧。毛主席坐下来，休息一会儿，乐队开始演奏，主席起来跳舞。周总理的舞姿特别优美，那么大岁数，跳得还是那么好。跳完舞之后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，又请大家吃晚饭。

新时期的教学建设和对外交流

"文革"以后，我院（校）的教学工作又恢复了正常，重新开展对外交流。1982年学院派我到烟台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北方地区教材建设会议。我当时还代表学校发了言，发言稿的名字叫。《关于京剧音乐伴奏教材建设的几个问题》。那是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，同去的还有王诚同志。 1984年我担任音乐系系主任，当时78级的毕业生有些留在本校，像京胡专业的刘铁山，二胡专业的顾玉杰，月琴专业的雷群安。当时把赵旭、杨广同等人分在了北京京剧院，这样北京京剧院也有了咱们戏曲学院的毕业生，增加了我校的知名度。现在的著名演员王蓉蓉等都是那时候分配到北京京剧院的。

音乐教学经验谈

我在参加学院工作之初，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对教学工作不太适应，因为教学与演奏有着很大区别，琴师不等于教师，一名好的琴师未必是一名好的教师，但一名好的教师必须是一名好的琴师。为了尽快提高我的教学质量，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，我决心向众多的老师们和同行们学习，学习他们的专业技法、唱腔技巧及表演技能，以此丰富自己。不仅向同行学习，还要多方面、跨行当学习，博采众长。向其他专业的老师学习鼓点、三弦、月琴和向表演老师学习唱腔，先学习然后再教学生。随之我制定出来一些教材和方法，到后来我总结出教学必备的八种基本条件。我把它提炼成八个字，就是"唱、拉、打、讲、准、稳、展、活"，我曾在《戏曲艺术》院刊上发表相关的论文。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"唱"就是我教学生时先给学生唱；"拉"是给学生示范演奏"打"是我用鼓点领奏，因为我们演出时必须和鼓点配合，你不引领学生认点，他在实践当中就会受限制；"讲"是讲一些伴奏的规律、伴奏的方法，演奏时应该知道的一些伴奏常识；"准"是准确的计划，不能由着教师随心所欲，这样学生就会觉得无所适从；"稳"是稳步前进，一步步按学生的能力，因材施教，采取合适的方法；"展"是内容扩展，举一反三；"活"是因材施教，方法各异。 除了这八个字，我还发表了一篇论文，是关于"京胡教学八法"。八种方法分别是"粗教、细教、横教、竖教、重点教、对比教、联合教、放手教"。"粗教"，就是粗搭架子，增强感性。"细教"，就是示范演奏，教会技巧。"横教"，就是归纳要领，指导学习。"竖教"，就是贯穿前后，反复加工。"重点教"就是针对问题，重点提高。"对比教"，就是对比讲解，启发诱导。"联合教"，就是联合教研，统一合成；联合教研不仅包括音乐系本身各专业的合作，而且包括和表演系老师的合作，我们一块合作，一块备课，这样专业互补，教出的学生质量非常高要继承发展我们的戏曲艺术，就要出人才，就要靠各专业的合作，才能锻炼人才。"放手教"，就是放手自学，画龙点睛--让学生先自己琢磨，因为他们已经是大学生了，有一定的专业基础，有能力和演员对戏；教师采取"放手、验收、辅导、提高"的措施。这八法，可以说是我五十年教学方面的心得体会，也是我在教学上的一点贡献。 对于传统的东西，很多人缺乏理论分析和概括能力。比如说咱们戏曲学院出过好多人才，人家要是问人才到底怎么出来的，有部分老师就说不出来。其实就是靠老师的合作，靠教学方法。过去我们各系专业的合作关系非常紧密，像李维康那个班，也就是表演58班，和我教的音乐专业60班，这两班的学生就合作得非常紧密。在教学开始的时候，都是两系的系主任来下发任务，两系合作来定计划。表演系在这学期教什么剧目，剧目单首先交给我们音乐系，两边同步教学。到一定阶段，快要实习了，就坐唱（也就是不加身段，专门练习唱腔）。把唱腔弄好后，再统排，统排完以后响排，然后才是彩排，最后才是演出。这一出戏要想成功演出，要经过这么多阶段，采取很多措施，实在不容易。随着长时间的磨合，表演系和音乐系的同学自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。这样音乐系既能够提高效率，又能够增加实践，提高技巧。如果只是教学而不参加实践，是不行的。在课堂里学习的只是一部分，实践是课堂的延续。这种合作的传统，我们应该继承并发展下去。 除了和表演系合作，我们音乐系内部也非常重视合作。一个戏的计划出来了，教研室责成文乐、武乐共同研究分配剧目教学，使剧目不至于落空。在教学措施上，我把它总结为两种方式"独立性"和"配合性"。"独立性"就是我们根据音乐系自身的基本功，从不会一直到会，不断提高，这是循序渐进的一种方法"配合性"就是要配合表演系。在选择教学剧目时，既要能提高文武乐技能，又能和表演实践配合。这两方面结合，学生发展就比较全面，既有基本功底子，又具备实践经验。 我写过一篇论文，叫做《京剧器乐在教学中的八种关系》。 第一是"选才和育才的关系"。选才要选好苗子，育才要有正确的教学方法才能出好成绩。 第二是"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的关系"。对于艺术教育来说，如果只教学不实践，等于完成了一半。 第三是"基础课与成品课的关系"。基础课就是基本功，一些技巧必须很好地学习。成品课，比如伴奏一个剧目，老生、旦角、花脸、老旦、小生的每个剧目都是成品。你有好的基础，基本功扎实，才能伴奏好成品的东西，这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。 第四种是"单项课和弦合课的关系"。比如京胡、二胡、月琴、板鼓等单独授课叫"单项课"，各种乐器大家一起合奏完成一个剧目叫"弦合课"。一出戏计划定好，各种乐器分头教学，快完成的时候，责成一位老师来合成。比如月琴老师和京胡老师在教学中肯定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不同的看法在响排时出现就不好了，因此要在弦合课上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。 第五是"演奏技能和基础知识的关系"。你掌握了自己演奏的琴，但是不知道和你合作的鼓的鼓点，不知道演员每个行当的特点，也没法完成伴奏。这都是伴奏必须要知道的相关知识，必须要学习了解。 第六是"正规课与即兴课的关系"。正规课是按计划上课的内容，即兴课是老师给你一个没学过的剧目，让你用学过的相似技巧来完成。即兴课是增加学生自学能力的手段，增强学生的灵活性、适应能力，让学生处处都得学。 第七是"主课和副课的问题"。过去学生都有副课，比如学打击乐板鼓的，副课给他开设扬琴课，学京胡的副课开设笛子课或者唢呐课，学京二胡的副课开设京胡课。例如我原来教的60班，就是张素英、林宗提那个班，京二胡的副课学京胡。我的学生白宝珠主课是京二胡，给她开了副课京胡课，使她在演奏京二胡时，能体会京胡的演奏手法，知道怎么和京胡细腻地配合好。这样能利用副课补充主课的不足，增加自己的能力。在她举办的音乐演奏会上，她既能演奏京胡，又能演奏京二胡，非常成功。 第八是"主课和其他各学科的关系"，其他学科也包括文化课。咱们学院有的学生不太注重文化课，实际上要是不学好文化，那到头来只能是一个匠人，艺术体会绝对不会深人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本身是中国大学经济系本科的毕业生，因为家庭的熏陶，上大学时经常为京剧伴奏演出。1941年正式拜当时名气很大的著名琴师耿永清先生为师，学习京胡及昆曲艺术，后进人京剧界成为专业琴师。到中国戏曲学校任教后，我利用已有的文化基础，自己总结一些东西，写一些教材、论文，如果没有文化底子，就做不到这一点。从学院建立那天起校方就非常重视文化教育，因为不注重文化到头来会害了自己。以上总结的这八点非常重要，认真执行就会出成绩，丢弃了就得打折扣。 除了讲求方法，要想出成绩，还要靠我们对教育的挚诚。我可以说，我初步做到了对教育事业的忠心，对本职工作的强烈责任心，对学院教学工作的安心，对同事合作时的虚心，还有对学生上课时的耐心，否则动不动就对学生发脾气，容易打消学生的学习热情。对做学生思想工作时的交心和对学生成长的关心也很重要。靠这几点，我们才能出人出戏，把好的传统剧目学到手，传下去。 2004年中国戏曲学院为我举办了"从教五十年研讨会及演奏音乐会"，当时学院领导和外界很多媒体都出席了会议。在研讨会上，院领导指出当前戏曲教师的努力方向。下午的演奏会可谓是盛况空前，如果说上午的研讨会是"言传"，那么下午的演奏会就是"身教"了。在演奏会上，我的学生赵建华为名演员于魁智和李胜素伴奏了《上天台》、《太真外传》等剧目选段杜凤元为名演员李长春伴奏《将相和》选段；迟彦春演奏了京胡曲牌联奏；最后我为名演员李鸣岩伴奏了《望儿楼》和《钓金龟》选段，使演出达到了高潮。这个研讨会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开的，正如音乐系朱维英主任所说，"研讨会更是我校所培养高级音乐人才的一个展示会。它的目的就是重视艺术教育，体现教育为本，发扬尊师重教的精神"。从中能看出我们戏曲学院是非常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。"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"，也是音乐系创办以来的指导方针。希望年轻一代师生能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去，发扬光大，使我们学院越办越好。